
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萨姆·萨克斯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中国与全球事务未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我经常听到西方评论人士这样描述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上的差异:美国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人员致力于保护全人类,而中国只关心如何保护中国共产党。
这种论调已经成为阻碍美国出台新的人工智能安全防护措施的理由。
本周,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即将在深圳会晤,双方仍在应对英伟达丑闻带来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容易仅仅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理解中国对技术的态度。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实际上存在多种不同的思想和政策取向。
不可否认,维护党的控制权和实施信息审查,在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今年9月,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发表文章,将人工智能对中国共产党构成的风险描述为“认知战”,称这种风险“直接威胁我国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陈一新警告,敌对势力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编造政治谣言、传播有害信息、煽动对立情绪”。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2023年出台的规定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禁止煽动颠覆中国国家主权、损害国家形象。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在发布产品之前,必须向网络监管部门提交算法备案,接受审查。
政府开展审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模型是否符合中国的内容审查要求。
中国制定监管规则的过程,也经常受到社会事件的推动。为了维持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需要向公众展示政府对社会关切有所回应。
百度在武汉推出大规模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后,出租车司机因担心生计受到威胁而举行抗议,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关注。中国各地法院也曾支持因人工智能导致失业而提起诉讼的原告。
但在人工智能安全的其他领域,中国监管部门的政策方向似乎与西方更加接近。
以今年9月发布的一份前沿人工智能风险报告为例。这份报告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联。乍看之下,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是一份美国或欧洲的人工智能安全政策文件。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风险,从能源、交通、医疗等关键基础设施遭受攻击,到人工超级智能发生灾难性失控,并呼吁在人工智能系统部署之前进行评估,同时采取持续监测、验证等技术手段应对风险。
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中国主要标准制定机构刚刚公布一套新的人工智能安全框架,目的是应对近期出现的人工智能安全事件,包括人工智能智能体抗拒关闭指令等情况。
中国的部分规定甚至比西方更加严格。
今年夏天,我在中国访问时,许多当地科技企业告诉我,他们担心无法满足一项新规的要求。这项规定针对的是可能诱导用户自残或自杀的人工智能陪伴聊天机器人。
一些企业为了确保完全符合监管要求,甚至采取了比规定更严格的做法,直接从应用商店下架了自己的人工智能智能体。
中国法院也开始处理人工智能造成损害时的法律责任问题。
今年9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裁定认定,从自动驾驶到价格歧视,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中如果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相关生产商和销售商可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一些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学者还提出建议,认为在人工智能造成损害的案件中,应当改变举证责任的分配方式,不再由原告负责证明企业存在过错,而是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中国正在自己的政治制度框架内采取行动,试图应对复杂的人工智能风险。这些风险至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能够彻底解决。
如果美国希望制定全面的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就不能继续躲在一种虚构的说法背后,假装自己的全球竞争对手根本不关心人工智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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